宁肯兄：
我喜欢马克斯·魏勒的画，我称他是个内心或精神有亮度的画家。这种“亮度”不单取决于画家对色彩的选择和运用，主要还在我从中看到的其对待世界的倾向或态度。魏勒宣称：“我的任务是，为现代艺术增添一些它所缺少的东西。”现代艺术的欠缺之一，我觉得即这种源于艺术家内心或精神的“亮度”。
关于这点，我想谈到本世纪另一位艺术家，被非完全褒意地称作“浪漫理想主义者”的美国摄影大师尤金·史密斯。他说：“常称我浪漫主义的人，其实自己的生活却充满失败和失望，所以他们不相信任何事情，而我一直相信，他们就认为是浪漫主义。”他相信什么呢？他依然相信人类的“可塑性”或“可能性”，相信如果能有足够的正确影响，那么人性就能向前迈进一步：“我非常相信人类的情感，我相信，如果你激发了人们的情感，许多反应就会随之而出。”他的《水俣病受害者》、《乡村医生》、《士兵和婴儿》等等摄影作品，正是这样影响于世的，“激发了人们从善和同情的情感。”今天的艺术时尚是消解和否定艺术家的这种（富于良知、道义、责任、爱等）倾向，它的逻辑之一就是，过去执著于这种倾向，世界也不过如此。但我倒习惯这样思维：如果完全摈弃了这种倾向，世界会怎样？当然，史密斯也坦率承认：“我不认为我们已经向前迈了很多步。因此我是个有同情心的悲观主义者。”在此，世界类似一个人，尽管他对自己的永生悲观，但他仍会主动锻炼和保健，仍会去医院。这便是尤金·史密斯的艺术倾向或态度，我赞赏艺术家（作家）的这种对待人类和世界的积极倾向或态度。对此我不会想到中国智者“水至清则无鱼”（今天它已成了人们放弃“理想”、责任和自律的最好借口）的箴言，而会想到俄罗斯民间一句谚语：“朝星星瞄准，比朝树稍瞄准打得更高些”。
梭罗近两年在中国仿佛忽然复活了。《瓦尔登湖》一出再出，且在各地学人书店持续荣登畅销书籍排行榜。大约尚未有任何一位19世纪的小说家或诗人的著作出现过这种情况。这显现了梭罗的超时代意义和散文作为一种文体应有的力量。但人们谈论梭罗的时候，大多简单地把他归为只是个倡导（并自己试行了两年，且被讥为并不彻底）“返归自然”的作家，其实这并未准确或全面地把握梭罗。梭罗的本质主要的还不在其对“返归自然”的倡导，而在其对“人的完整性”的崇尚。梭罗到瓦尔登湖去，并非想去做永久“返归自然”的隐士，而仅是他崇尚“人的完整性”的表现之一。对“人的完整性”的崇尚，也非机械地不囿于某一岗位或职业，本质还在一个人对待外界（万物）的态度：是否为了一个“目的”或“目标”，而漠视和牺牲其它。这是我喜欢梭罗（而不是陶渊明）的最大原因，也是我写《梭罗意味什么》（刊于《中国文化报》1998年4月21日）的主要目的。
这一点，让我想到西蒙娜·韦依（1909—1943法国思想家、社会活动家），她是将基督精神与基督宗教区分开的，为此她说：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我将永不会入教，为的是不因宗教而使自己同普通大众相隔。”这里，基督宗教类似“岗位”，而基督精神则类似爱默生和梭罗所崇尚的：每个人如果要完整的掌握自己，就必须时时从他自己的“岗位”回来，拥抱一切。同样，为艺术而艺术的“艺术”，为文学而文学的“文学”，为学术而学术的“学术”。为科学而科学的“科学”，是否也是一个个“岗位”呢？为艺术而艺术等等，不仅有悖人类的本意和初衷（正如梭罗讲的“现在哲学教授满天飞，哲学家一个也没有”；而当巴黎的诗坛一味沉溺在象征主义之中，出现了雅姆的同情弱小、怜恤生灵的诗歌时，纪德说“只有雅姆他一个是诗人”，也是这个意思），还潜在地包含了滑向“只要目的正当，可以不择手段”的危险和可能。从某种角度说，为艺术而艺术等等导致的冷漠，与为了纯洁种族导致的屠杀，为了“理想社会”导致的残酷，在本质上是相似的。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人性基础：为了一个设定的最高目标（目的），漠视和牺牲其他。因此，我从不认为“理想主义”或我所理解的“理想主义”与灾难必然相关，倒是赞同叶甫图申科的观点：“人类的最最可怕的苦难的创造者正是那种病态地丧失了同情心的人。”从这点说，具有悲悯底层民众襟怀和良知的张承志（尽管我不赞同他的激烈和偏执）与对劳苦农民给予深切同情和关爱的张炜，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是可贵的，这也是我喜欢他们的原因。
近日，我完整地读了你的《沉默的彼岸》。它被《大家》选择不是偶然的，且它的方式与该刊所倡导的“新散文”的方式也是一致的。关于它，待再详谈。
谨祝撰安！
苇岸1998年4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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